民进党至少在政治团结、社会动员与民生论述上相对优越于国民党。

而且，这些错综复杂的外部关系的理顺不可能短时间内一蹴而就、一步到位。一些酝酿多年的法律法规的立法周期一再延长，迟迟不能出台。

地方政府规章的迅速扩张、越位与地方性法规的发展缓慢、明显滞后形成鲜明的对比。2. 《立法法》关于人大主导立法的专门表述 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同级立法亦是我国立法体制的核心要求，适用于全部立法领域，统摄所有的立法活动。这些人大立法运行过程中的内部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大立法能力的实现与提升：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规模与工作时间决定了各级人大难以就立法事项进行缜密论证和充分审议，更勿论承担旷日持久、字斟句酌的法案起草工作。1975、1978年宪法很大程度上沿袭了54宪法的相关表述，在立法体制上沿袭了人大主导立法原则。[41] 沈国明：《人大主导立法的几点思考》，载《立法评论》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3. 人大立法外部关系的调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大主导立法的可能与限度 人大主导立法并不意味着人大在立法过程中唱独角戏。第三，人大主导立法是广泛凝聚法治共识、增强我国法律实效性、化解当前法治信任危机的必然要求。[139]就此而言，人们或许高估了抽象规范审查的作用。

[48] 不过，学者对上述见解也提出了批评，这是因为：如果承认宪法规范存在违宪可能性，则不仅旨在修改基本法的联邦法律可能违宪，基本法的原始规范也可能违宪。不过，也存在例外的情形，对国际条约批准法可在联邦总统签署和颁布前提起抽象规范审查申请，并且联邦宪法法院应在条约产生国际法上的效力前做出裁决。[7] 陈淳文：《从法国2008年修宪论抽象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中研院法学期刊》第17期（2015），第106页。[106]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抽象规范审查旨在维护联邦法的合宪性而非一般合法性。

[61]不过，通说认为，尽管从法释义学的角度看，法官造法并不具有规范性，但在法律实务中，一般将其视为规范并予适用，此外，法官造法未必比制定法更好以至应免受审查。另一方面，此类做法本身也颇受诟病。

它与实体裁判要件（Sachentscheidungsvoraussetzungen）（申请权）的厘清无关。其次，倘若凡存有疑问，联邦政府、1/4以上联邦众议院的议员或者州政府就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的申请，这可能无异于将联邦宪法法院变成政治机关的咨询机关，而这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方面，长此以往，决策机关不免养成依赖心理，与此同时，联邦宪法变得日益能动，代替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决策。[137] 结  语 施启扬在《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论》一书中曾经断言：西德法规审查制度的最大特征是，法规可以不经由特定的诉讼案件，直接由宪法法院就其效力问题，加以裁判。[53]窃以为，此一理解有误：该意义上的法律其实已为联邦法所涵盖，无另行讨论的必要。

此外，莱希纳（Lechner）和祖克（Zuck）并指出，在这问题上联邦宪法法院在其作成的针对判决的宪法诉愿裁决中追随巴伐利亚州宪法法院此前作成的判决。就非对抗性的客观程序而言，申请人是唯一参加人。其他学者在论著中或多或少也有涉及。特别是由于抽象规范审查的提出不存在期限限制，相应地，自始无效宣告的作出也不存在期限限制，这使得其后果更加令人难以承受。

联邦宪法法院在1960年12月20日作成的拒绝服兵役第一案裁决（Kriegsdienstverweigerung I）[47]也肯定了这一见解。事实上，就此而言，也意味着实现抽象规范审查的适当性。

但随着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建立，1871年宪法又以其他方式——通过政治途径审查的方式——再次引入规范审查。（三）申请理由 客观释明利益作为抽象规范审查的申请理由或者实体裁判要件（Sachentscheidungsvoraussetzung）是由判例确立的。

[83]但这容易让人误以为，任何一项解释均构成申请抽象规范审查的充足理由，[84]因而担心申请权滥用以致导致讼累而损害联邦宪法法院的功能能力。在德国较早提出将抽象审查权赋予法官的是弗里森哈恩（Friesenhahn）。在诉讼程序中，以各专业领域主持工作的部长（Ressortministerium）作为联邦政府代表。就其实质后果而言，联邦宪法法院倾向于认为所谓自始无效系指自被宣告为无效时无效。三、 抽象规范审查的审查依据 抽象规范审查的审查依据和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规定的具体规范审查的审查依据并无不同：[103]根据《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句和《联邦宪法法院法》第13条第6项规定，对联邦法的审查以基本法依据，对州法的审查以基本法和其他联邦法为依据。根据基本法第25条规定，此类国际法一般规为规联邦法律的组成部分之一，直接为联邦境内的居民创设权利和义务。

[117]此类争议由有权法院依照基本法第100条规定予以处理。[68]联邦宪法法院在地方选举-门槛条款第1案判决中明确指出：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和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6条都包涵了同样涵义，即，只有存在客观释明利益（objektive Klarstellungsinteresse）才有申请权（Antragsbefugnis）。

然而，除了在法律草案中提及这一构想外，并未实际赋予帝国国事法院该项管辖权。[11]之后的魏玛共和国（1919-1933）则明确将规范审查作为一种（帝国）法院程序加以规定。

为此，即便系争批准决议符合民主的要求，但也因构成法治国原则的违法而无效。学理上所列举的作为抽象规范审查对象的批准法专指批准国际条约的法律。

此外，即便存在经由立法纠正法官造法的可能性，但是，这也不构成反对就有关法官造法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申请的理由。它在1951年10月23日作成的西南重组案判决（Südweststaat）中指出：不能因为某个宪法规定是宪法的组成部分，便抽象地排除其违宪无效的可能性。[131]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318. [132] BVerfGE 2, 266, 282. [133] Hillgruber/Goo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2. Aufl, C. F. Müller, 2006, S.203-204, 560f. [134] Michael Sach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4. Aufl., Mohr Siebeck, 2016, S.45. [135]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在这种情形下，德国的抽象规范审查制度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

恩斯特·本达（Ernst Benda）等就认为，由于法官造法不具有规范性，故而不宜成为抽象规范审查的对象。[5]然而，晚近几年由于某些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被迫搁置前述设想，转而探索通过完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功能而达致经由违宪审查或者司法审查所欲实现的目标的可能性和方案。

[111] Lechner/Zuck,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7. Aufl., C.H. Beck, 2015, S.518, 27f. [112] BVerfGE 1, 14, Rn.77. [113] Christian Tomuschat：《作为其他国家宪法法院比较对象的联邦宪法法院》，载Peter Badura、Horst Dreier主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苏永钦等译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87-288页。不过，虽然《魏玛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对邦法的规定是否符合帝国法存有异议或者不同意见的，帝国或者邦的适格中央机关可依帝国制定法的详细规定，提请帝国各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但是，由于对所谓依帝国制定法的详细规定采取十分狭义的理解——只有在帝国制定法明确规定可以就邦法规定与帝国法是否一致提请帝国有权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规范审查——故审查对象范围十分狭窄。

但是，至于联邦直属法人的规章（Satzungsrecht）能否击破州法，易言之，其较之州法是否具有优先性，从而可以作为联邦宪法法院在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中用以审查州法的依据，克劳斯·斯坦恩认为，由于州法一旦对此类法人在专有领域保留的自主的规章制定权进行干预，则已经构成了对设置该自主的规章制定权的基本法规定的违反，故这一问题并不具有实践意义，即，联邦直属法人的规章不宜作为对州法进行抽象规范审查的审查依据。[6]不过，囿于文献的限制，早先的介绍和研究可能存在不够准确或者不够精细之处，而且自相关论著发表至今，德国抽象规范审查制度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早先的介绍或者判断也略显滞后，或者不切实际，应给予重新关注。

他们认为，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的作用是针对联邦法特别地对基本法进行保护。具体而言，它包括两方面内涵：[7]其一，就程序而言，与具体规范审查不同，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中引发违宪审查程序的原因并非归有权法院管辖的具体个案。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Stellung, Verfahren, Entscheidung, 10. Aufl., C. H. Beck, 2015, 129 f. [102] Maunz. Art. 93, in Maunz, Lfg. 33, Rn.21. [103]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263. [104] Lechner/Zuck,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7. Aufl., C.H. Beck, 2015, S.517, 25f. [105] Lechner/Zuck,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7. Aufl., C.H. Beck, 2015, S.517, 25-26ff. [106] Hillgruber/Goo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2. Aufl, C. F. Müller, 2006, S.192, 525f. [107] Graßhof, in Burkiczak/Dollinger/Schorkopf(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76, C. F. Müller, 2015,  S.1152, 49f. [108]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264. [109]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6）有权联邦机关作成的具有普遍拘束力的集体合同。

[16]作为奥地利宪法法院的奠基人，他将宪法法院视为自己最疼爱的孩子，认为它是新的民主宪法秩序的最重要保障。就滥用诉讼权利行为——尽管鉴于申请人的特殊范围，这似乎不太可能发生——而言，可以类推适用行政法院法的除斥规则（Praeklusionsregeln）。

[8] Michael Sach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4. Aufl., Mohr Siebeck, 2016, S.37. [9]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系争法律是否生效则无需予以考虑。

[142] 许宗力著：《法与国家权力（二）》，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3-14页。在考量制度移植和完善时，显然不宜忽视上述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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